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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一过程中,日本社会也认识到,为了重返国际社会,必须与盟国、尤其是美国进行战后和解。于是,由少数战争决策者等承担战败责任是一种不得已的“牺牲”——成为社会共识,并由此消极地接受了东京审判。 这种作为“祓除”(在日语中原本指神道教的一种“净化仪式”,用于去除污秽、罪孽或灾祸。在这段话里,它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比喻,意思是:日本社会把接受东京审判所认定的侵略责任,当作一种“走形式”的、违心的“净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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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重大责任的战争发动者都能被免于追究的情况下,东京审判自然难以成为普通国民审视自身战争责任的契机。于是,普通民众的“反对战争”仅仅沦为一种抽象的理念,并非源于对自身错误的深刻反省。也正因如此,战后社会普遍存在的“反战”意识却能轻易地与右翼历史观共存。 第二,原本计划继续开庭审理的许多重大战争犯罪,最终并未受到审理,审判便宣告结束。例如,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的审理,曾给那些因战时信息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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